9月10日，刘翔在上海体育局的去留终于有了新的进展，他发了一篇长文：

早在9月1日就已经买断，获得49.4万买断费；

从2015年4月7日至今，所有工资补助等，共收入982935元，全数捐给中华慈善总会用于西藏泥石流救灾；

自己之所以之前发长文并不是想要“第三条路”，而是希望相关部门可以认真考虑退役运动员的出路，让他们有合适的选择：

此前，刘翔一条微博爆出自己的处境， 2015年退役之后，挂着市体育局团委副书记的名头，不坐班，一挂就是11年。直到今年8月份巡视整改动真格的时候，体育局找到他让他二选一：

要么买断工龄解除编制，要么去上班做教练。

十年之后才想到要给他安个家。

同样是体育界的代表人物，在退役之后对于编制的选择上，走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道路。

姚明在2011年退役之后直接找到上海体育局把编制清零，得到了自主择业的补偿然后离开了。

后来他收购上海男篮、推动中职联改革、当选篮协主席，与体制早已没有了任何人事上的联系。

姚明主动清零，并不是为了编织安全网。退役的时候他已经是中国运动员中商业价值和行业地位都达到顶峰的人了，即便没有铁饭碗也还有许多条路可以选择。

表面上看，姚明主动断编就是放弃保障，其实是脱离了体制的约束。无论是收购球队进行职业化，还是之后担任篮协主席推行改革，都没有编制的束缚，反而是权利和责任更加明确，可以自由地去行动。

他是走完全市场化的道路。并不是说有了编制就是后路，而是起到一个约束的作用。有底气的人才会主动去剪断这条线。

刘翔跑的赛道和别人不一样。田径项目的个人影响力很大，但是产业空间远远不及篮球那么广阔，退役之后他并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实体商业帝国。

当年保留编制其实更像是一种双方默认的缓冲方案，并没有人想马上做出最后决定。但是没有人料到政策紧缩会在11年之后到来，并且没有含糊不清的中间路线可以选择。

两人的不同，其实就是对规则边界的不同判断。姚明一开始就明白，体制的规则就是“享受多少便利，就承担多少约束”，所以他把账算到了明面上，用短期的舍弃来换取长期的自主权。

而刘翔呢，当年安置的时候，政策有一定的灵活性，待遇可以商量，上班与否也可以协商。功勋运动员的成绩都在那里，没有人会去计较他们的出勤情况。

但大趋势是越来越规范的编制管理，巡视整改就是查出“吃空饷”、“挂编不履职”的问题，这是统一清理的动作，并非只针对某个人。

当年的弹性约定碰上现在刚性的需求，就出现了矛盾。双方都觉得很委屈，其实是因为规则变了。

“是否应该早点砍掉”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有实力并且想要创业的人要主动清零，轻装上阵。为了稳妥起见，留有后路，保留编制也是可以理解的。

应该梳理清楚的是运动员退役之后的安置制度。一开始就弄得清清楚楚，编制是怎样的待遇、需要履行哪些责任、出现什么情况会被清除出去，并且不要给模糊的空间。

两条路都可以走。怕就怕在选择的时候模棱两可，十年以后再算账的话，双方都会很尴尬。